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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汉武，是中国历史上两位奇峰屹立的伟大帝王。然而在他们的时代，黎民百姓未必从他们的治下得到了什么实实在在的幸福。相反的，由于连年征战、横征暴敛、残酷集权等各种不同原因，民生之疾苦难以言尽。以个人而论，这两位帝王更远非完人，其德其行皆大有过失，当然更谈不上什么高尚情操，——毕竟，伟人不是圣人。
　　
　　总而言之，如果以民生状况和个人德行为依据进行衡量，秦皇汉武显然难称伟大。如果今天他们的伟大地位能够盖棺定论，那么唯一的理由是：统治者在位期间的民生状况及其个人德行，从来不是衡量其功绩的必要依据。换句话说，帝王的伟大与否，未必是一张需要当即兑现的支票。历史要求我们必须有更宏大的视野，悉心体察他们为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
　　
　　同样的判断可以不做任何更改的套用到毛泽东身上。开门见山的说：毛泽东是一代伟人。可问题是，这个原本应该一目了然的正确结论，却往往受各种荒谬的论据及论证过程之累，变得面目模糊。
　　
　　首先，让我们确定一个事实：如果将毛泽东一生功过按其影响程度列一张表，那么这张表的第一行必然写着：“公元1949年，统一中国”，正如秦始皇那张表的第一行写着“统一六国”、汉武帝那张表的第一行写着“荡平匈奴”。仅此一条，就足以确定毛泽东作为伟人的历史地位。对反对毛泽东的人来说，统一中国这四个字的分量之重，使得毛泽东的一切过失只要还没糟糕到亡国灭种的地步，就无法将其推翻；对拥护毛泽东的人来说，统一中国这四个字的光芒之耀眼，使得一切画蛇添足的溢美捍卫之辞，都仿佛企图用手电筒为太阳增辉，显得可笑、拙劣和多余。
　　
　　总而言之，毛泽东统一中国的伟大功绩，不但没人能减之一分，而且也没人能增之一毫。对毛泽东历史功过的一切讨论，都应该以此为前提。当我们试图为毛泽东写一张个人鉴定表的时候，无论后面更详细的评价如何展开，如何涂抹修正，都不应再对第一行“统一中国的伟人”这几个字做任何改动。
　　
　　在毛泽东的诸多粉丝中，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拳王泰森是殊为独特的一位。尽管泰森虔诚的将毛泽东头像纹在身上，却很少有人对此做出评价。反毛者自然不能从中得出什么有利结论，拥毛者却也同样不便援引他的例子来证明毛的伟大。其原因自然在于泰森本人的复杂性：一方面，他是伟大的一代拳坛统治者；一方面，他又是流氓、恶棍、罪犯。可是，如果暂不考虑穿凿附会之嫌，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一个猜想：泰森对毛泽东的崇拜，会不会是因为他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某种和自己相似的复杂性？
　　
　　无论泰森多么复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再愚蠢的人，也不会从泰森在拳台下的表现入手，来论证他是不是伟大的拳王，——首先，泰森在拳台下的斑斑劣迹不容曲解；其次，无论泰森在拳台下的表现如何，和他在拳台上的成就有什么关系么？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评价毛泽东的过程中，却被拥反两派共同忽视了。
　　
　　即便是那些口口声声“功过三七开”之辈，也未必真的理解了这个道理。其实，“三七开”这种说法本身就不严谨。如果这种说法真的成立，那么大家不用争，不用吵，7-3=4。在历史的记分牌上，大家齐刷刷亮出4分，公平又合理。可问题是，历史可以做这种简单的加减法么？加减法的前提是被加减的对象具有同质性。七个苹果减三个苹果，当然是四个苹果；七个苹果减三根铅笔，是什么玩意儿？
　　
　　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二者可以做定性的比较，看看哪个是主要方面，却断然不能互相冲抵，更不能互为标尺。毛泽东在世之日，固然让中国人免于战乱，却也没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一事实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呢？难道承认了这一点，毛泽东就不是伟人了？前文早已说过：帝王的伟大与否，未必是一张需要当即兑现的支票。因为毛泽东的罪行而彻底否定其人的做法，固然不能接受；但如果为了维护毛的伟人地位而为其罪行辩护，或者抛出“功过冲抵之后功大于过”的论调，那也同样驴唇不对马嘴。如果还想不明白，请回顾一下泰森的例子。
　　
　　当然，如果还有人硬是要在大跃进、文革等滔天大罪上为毛开脱，认为有其合理性、正当性，我也就没兴趣在常识问题上过多纠缠了。
　　
　　前文已经说过：毛泽东统一中国的功绩，不但没人能减之一分，而且也没人能增之一毫。拥毛者另一个常见的毛病，就是喜欢无限拔高毛泽东的功绩，所用措辞大多虚妄，动辄尊严、思想、精神、民心、正义、先进……简单的说，评价历史人物，能且只能从史实入手，而那些无法证伪亦不能证明的虚妄之辞，实与史实无涉。历次改朝换代，总会有一个人站出来收拾残局。哪一次抵御外侮不维护尊严？哪一次一统天下不需要正确的战略思想？哪一次历史变迁不体现精神？至于民心、正义、先进，呵呵，凡是内战的胜利者都占有“民心”和“正义”，也永远“先进”。这些废话，说了和没说有何不同？
　　
　　要谈特殊性，当然有。毕竟从清末开始，中国的内政外交才开始有了全球视野，而毛泽东第一次在这样前所未有的历史背景下建立了稳固的政权。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率领他的团队，彻底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结构，建设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毛泽东的建国等同于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是不公平的。称之为最伟大的一次，或许并不为过。
　　
　　但是，自从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覆灭就早可预见，代之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早就是历史的必然。从1840到1949，这一百多年间，风云际会，天地翻覆。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绝非一朝一夕。没有毛泽东，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大势会因之改变么？——马克思早就说过：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别的人站出来扮演拿破仑的角色。
　　
　　那么，究竟怎样的评价才不算过份拔高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我觉得可以有这样一条最基本的主次之分：首先是历史成就了毛泽东，然后才是毛泽东改变了历史。如果对毛泽东的评价，竟然颠倒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主次关系，那只怕就是过份拔高了。至于有人热衷于给历代伟人排名，得出毛泽东名列第一的结论，我只能说：关公战秦琼的把戏，不玩也罢。
　　
　　在种种不实的拥毛言论中，赞美毛泽东的人品道德，是最滑稽、最缺乏历史常识的一种。且不论毛的人品道德事实上有许多明显站不住脚的地方，退一万步说，就算他的人品道德真的金光灿灿，完美无瑕，又怎么样？Who cares？政治家，唯一能摆上台面说话的，只能是政绩。古今中外，可有哪位政治家是因其人品道德而彪炳千古的？
　　
　　不可否认，毛泽东有着非凡的个人魅力，他的书法奇崛雄浑，自成一家；他的诗词虽然经常不合格律，却大气磅礴，完全不能以寻常文人的规矩衡量（插三句无关的话：1.个人认为，历代帝王中仅有曹操的诗词堪与毛泽东媲美；2.毛泽东之后，古典诗词就算是死了，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词大家；3.毛在文学上的绝代风采，让后来的某些中国领导人越自卑越模仿，越模仿越丢人，如“日破云涛万里红”）。但如此种种，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却不能单独抽出来说明什么。否则，以道德人品而论，为什么不是雷锋叔叔做主席？
　　
　　以道德人品衡量统治者，却也不能怪时人。毕竟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始终秉承以德治国的儒家思想。这就是为什么至今国人还会因为总理身上十年不换的老棉袄而感激涕零，山呼万岁。
　　
　　总而言之，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三点。为表示中正公允，每一点都一分为二的表述如下：
　　
　　1． 正：统一中国，建立现代化国家，奠定了毛泽东不可动摇的伟人地位；
　　反：历史大势如此，不能刻意拔高为毛泽东的个人功绩。
　　2． 正：毛泽东在建国后的诸多过错，破坏惨重，遗患深远；
　　反：为害一时，不能与建国之功的长远影响相提并论。
　　3． 正：领袖风采过人，个人魅力非凡；
　　反：个人魅力、道德人品，在评价政治家功过时毫无意义。
　　
　　——这么说话，真累。
　　
　　人无论左右，都容易犯理想主义、完美主义的错误，总是把美好的愿望过份寄托于某种精神图腾之上，将其设想的完美无缺。但因不合实际，反而留下了许多可供反驳攻击的话柄，使得其精神图腾的本来面目遭受损害。——比如无视民主制度客观存在的弊端，将其描绘成乌托邦；又比如不能从科学的历史角度看待毛泽东，将其视为圣人。这些错误，其实都是源于对精神图腾缺乏真正深入的了解。面对理想主义者，我不得不提醒一句：你所爱的，未必是你所了解的。
　　
　　学者朱学勤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马克思的名言“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其实反了，应该是“革命万岁，革命死了”，——谁把革命推到“万岁”的地步，谁就是最后宰杀革命的人。
　　
　　为什么我们今天难以给毛泽东一个公允的评价？那些呼喊“毛泽东万岁”的人，你们反思过么？
　　
　　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搁笔了。但我还是忍不住就这个话题进一步引申：究竟是谁，在孜孜不倦的营造“毛泽东万岁”这一幻象？让已经去世多年的毛泽东保有“万岁”的地位，究竟对谁最有利？
　　
　　列位看官，莫要紧张。我的这一诘问，并非指向任何来自民间的声音。要寻求答案，请将目光向上望去。
　　
　　贡当斯曾说过：“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学者王怡对此进一步解释：“世袭统治的心照不宣，便在于权力的渊源，和一场‘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跑。”
　　
　　今日中国政权更迭的模式，究竟是哪一种呢？首先，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袭制。但是，当乡镇的基层选举尚且只是一个政治理想的时候，我们只怕也不好意思腆着脸说中国已经实现了自由选举。或许折中的说法是：中国的政权更迭模式，是一种开明专制下的统治集团内部选举，是杂糅了选举与世袭特征的、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模式。如果实在嫌“世袭”这两个字既不准确又难听，那么不妨说成是“继承制”。一个典型的例证是：至今我们描述高层领导团队的时候，还在用“第X代”这样的描述，而这种描述显然只会在一个继承制的政权下出现。真正的民选政府不存在什么第X代，而只有第X届。
　　
　　既然继承制保留了世袭制的某些特征，那么所谓“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跑”就不能停止。毫无疑问，这场接力赛的第一棒是由毛泽东开跑的。每一代中国政府的政权合法性，溯本求源，都要从毛泽东的身上寻求。只有毛泽东的第一棒合法合理、天经地义，其后代统治者的合法性才能名正言顺。否则，如果第一棒就出现抢跑违规之类的纰漏，势必会殃及其后接棒的选手，使其登场的资格都受到质疑。
　　
　　有了毛泽东毫无争议的第一棒，接棒者才能名正言顺粉墨登场；
　　有了毛泽东的稳固基础，中国政权的继承更迭才不是空中楼阁；
　　只有毛泽东“万岁”了，其后历代继任者才能心安理得的受命于天。
　　
　　现在大家知道，是谁在努力为毛泽东戴上“万岁”的桂冠了吧？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要抛出“三七开”之说：所谓三分过失，也即第一棒跑得慢了没关系，我们可以追回来；所谓七分功绩，也即虽然第一棒跑慢了，但他绝对没抢跑、没犯规，因此我们接着跑下去也是合法合理，不容质疑。
　　
　　在有着几千年继承制传统的中国，为前任选手辩护的好处也向来为历代统治者所熟知：“太祖”们总是英明神武，“先帝”们总是奉天承运，——尽管他们事实上的出身可能是亭长加流氓，或乞丐加和尚。
　　
　　但是，这样做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当合法性的接力赛一棒接一棒，无休无止的跑下去，每位新登场的选手势必都要为更多的前任们辩护。从大学里的政治课程设置来看，《马哲》之后是《毛概》；《毛概》之后是《邓论》；《邓论》之后呢？会不会还要增添《江讲》、《胡说》？我们不由得担心：新统治者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包袱，就算不被压趴下，又如何和轻装上阵的对手赛跑？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为前任统治者辩护的举动成为一把双刃剑，它在一开始维护了新统治者的合法性，在后来却越来越成为新统治者的沉重负担，进而成为阻碍社会发展变革的巨大绊脚石。当康有为们力主变法时，就引来了一片破口大骂：“祖宗之法”，岂能随便变动？！
　　
　　我无意危言耸听。至少就目前而言，神化毛泽东仍是当权者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无可厚非。但是居安思危，我们终究还是要加快民主化进程，以求尽快从眼前这盘没有前途的棋局中脱身。也只有当中国的政权更迭体制彻底洗尽继承制的残余时，毛泽东才能走下神坛，复归一个人的本色，而不再是一个被利用、被神化的政治符号。
　　
　　——毛泽东的背影悄然远去的那一天，将是中华民族踏上崭新征程的纪念日。